就是到世纪末的今天，所谓到西藏和新疆罗布泊沙漠去作“探险”旅游已经很时髦的现在，从新疆哈密和甘肃河西走廊以外全国任何地方，去敦煌都不算是件容易的事。
到敦煌着实不容易，路途迢遥五千里。从北京坐火车需两天多，才能到柳园。再坐汽车狂奔百余公里戈壁道，才算到了三危山下的这个绿洲小城。到敦煌而不去莫高窟及鸣沙山和月牙泉，就等于没有到敦煌。于是还得再出绿洲入戈壁沙漠地折腾。飞机是没有直达敦煌的（现在好象有了），不过那种旅游我是不欣赏的。只有目的而没有过程。而我同样在乎过程：特别是河西走廊的绿洲与戈壁交错的地貌，以及祁连雪峰与汉长城伴随的旅行。
除非你是专程去敦煌，否则半路下车后卧铺没了，再要西进到乌鲁木齐，就得熬一夜；而从新疆出来，敦煌一停，再继续东去，卧铺更难弄。到兰州要挺一夜，到上海或北京得忍两夜。除了学生哥和真正的旅行人，大概没有谁有这样的勇气。
1990年夏我第一次到敦煌，是这样走的。从乌鲁木齐参加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出来，先熬一夜到哈密，在东天山逛一圈，然后花半天到柳园后，在车站简陋的客栈住上一夜再赶赴敦煌。而从敦煌返回柳园，上火车回北京，赶上了新疆朋友的弟弟当工作人员值乘的车。于是一张铺就算搞定了。如果不是事先有此算计而有恃无恐，也许那次就不会到敦煌了。
听了在敦煌工作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推荐，把鸣沙山留到傍晚，上午和下午都泡在了莫高窟。一片沙漠和沙山间居然有上下这么多排的洞窟，自公元366年开凿到元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基本中断为止，开凿洞窟492个。那巨佛在发出永恒的微笑。参观票价有两种：便宜点的可参观的洞窟少，贵点的可以看更多的洞窟，是所谓的外宾票。说实在的，在深邃幽暗的洞窟中，官方允许的手电只是发出油灯般的昏光，要看清那婀娜多姿当风舞动的线条，几乎没有可能。如果真要研究对比，还不如买几本敦煌壁画的图集呢。所以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洞中积累的十六个世纪岁月沧桑感，便宜票不比贵的外宾票感受得少。
从荫凉而昏暗的洞窟中走出来，眯缝着眼四处乱看。发现没有一滴流水的党河对岸，起伏不平而热浪翻腾的戈壁滩上，立着三四个塔状的建筑。我冒着强烈的日光，慢慢走过去。原来是灵塔，其中一个葬着王道士。就是那个跟左大帅进军西北的湖北麻城人王圆禄，就是那个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而报告知县、未得任何批示的人。结果他发现还是高鼻子绿眼睛的老外，对这些东西倒是很有兴趣。斯坦因自述曾与王道士大谈其唐玄奘，以此来骗得王道士的好感。他就开始卖这些后来被称为文物的东西了。不过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王道士不是出于贪婪之心而卖，是为了给修缮颓残的房舍筹款。他和徒弟并没有为自己乱花钱。
王圆禄道士所发现的藏经洞，即莫高第16窟中所套的第17窟，倒是很遗憾没能去细细看看。在光绪26年（1900年）发生的这件事，传开后吸引来多个外国知名探险家，其中也有文化强盗。中国的艺术家等，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也来了：张大千，常书鸿等。据黄永玉先生的回忆文章，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博物馆里看到了从中国敦煌弄来的文物，便热血沸腾起来，作了一个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决定。回国后，他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子女到荒凉透顶的沙漠去安家，过鲁宾孙一样的生活。据黄先生的幽默，那时的敦煌，半夜能听见40里外的驼铃声。显然，常先生看见的，是伯希和这个家伙从敦煌弄回法国的东西。正是以常先生等先驱们的研究、分析、临摹等，使河西走廊的区区小城敦煌，成为国人和世人所熟知的敦煌。如果那藏经洞没有被发现，敦煌依然还会有名，但是到何种程度，就难说了。不过至少很不可能达到旅游人口超过敦煌全城人口的数量。这就是说，敦煌可能也就不会是个旅游的大热点了。敦煌是否还有资格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人类文化遗产，也不好说。没有这个发现，敦煌学连是否还能存在也大成问题。该如何评价王道士，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文物散落世界各地这方面。究竟是他干了一件罪恶，还是无意中干了好事，让这些文物逃过无知官员的破坏和最后那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毁灭而得以依然存在于世。谁能说清呢。
1992年第二次到敦煌，暮色早已罩在敦煌小城。匆忙找地方对付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租了自行车直奔鸣沙山而去。上一次到鸣沙山，是傍晚夕阳西下时。天空仍然被多彩的晚霞映照着，而数百米高的鸣沙山，西坡还是被落日照得金灿灿的，东坡却已在阴影中了。一道分割阴阳的山脊，拖下弯曲的线条；绚丽的天幕下沙山明暗的反差，使得此景越发雄浑动人。我让相机留下了这几幅图象。摄影爱好者都知道，阳光斜照时的早上和傍晚，是以光与影来表现自然和人的摄影艺术的最佳时刻。我当然好奇朝阳下的鸣沙山又该是什么样子。所以选在早上去了。可惜这次运气不佳，没有朝霞，天空的衬托一般。我没能照下几幅满意的景色。
我没有再访莫高窟。强光会破坏窟内的壁画色彩，弱光倒不会造成损害，却还是让你进去看了跟什么没看差不多。听说党河岸边能保护石窟少受风沙的几排大树，近年因要修些什么建筑而锯掉了一些。不去也罢，省得看见就要上火：敦煌的保护是无条件的，怎么能这样呢？三危山本身就在沙山间，树木极少。就是从绿化角度考虑，也不能砍树。后来在一个偶然场合，见到已故常书鸿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女士和常先生的两个依然热心保护敦煌的公子，还有来自敦煌的书画家纪永元先生。谈起此事，大家皆不胜唏嘘。
如果第三次去敦煌，也许我还会去鸣沙山，还要在傍晚去。莫高窟也要再去，看看那些树究竟怎么一回事。我更要去的，是新近开放的相邻的安西榆林窟。据说不比敦煌莫高窟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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