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政治舞台曾经活跃过的师爷群体，可谓当今律师的渊源。“绍兴师爷”举世闻名，而“碧水贯街千万居，彩虹跨河十七桥”的水乡古镇安昌，更是“绍兴师爷”荟萃之地！据考，晚清以降的200年间，由小小安昌走出去的师爷不下1万人，以至于今天的古镇主干河道两侧，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众多的师爷故居，当年安昌师爷的风光乃至财富的积藏由此可见一斑。从璀璨的文化历史长河中考察本职业的渊源，探究律师执业的内涵，不啻是包括我在内的年青律师成长道路中的必经一课，这些都构成了神往安昌的缘由。当然古镇的人文自然风光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安昌古镇原名“安沧”，唐末因吴越王钱镏平定董昌之乱而改名为安昌。我曾到过近的如龙门、周庄；远的如丽江、平遥，总觉的它们都成了已过渡开发的旅游城镇。可是，安昌不是。绍兴这个被错放在现代的城市，毫不夸张地说，她手下的任何一个小镇，都可以被称为古镇。而眼前的安昌，更是显得如此的安详、平静和耐人寻味――纵横的河道、绵延的老街、古朴的台门、鳞次栉比的店铺、曲折幽深的院落、千姿百态的石桥……构筑了千年历史传韵、典型江南水乡的景致。据当地人介绍，每年腊月初七，古镇都要举办“风情节”。热闹的水乡社戏、喜庆的船上迎亲、传统的手工酿酒、穿梭的乌篷小船……乃至祝福、裹粽子、串腊肠、扯白糖、古水龙等等构成了一幅古老、淳朴、喜庆、祥和的水乡风情图。现代的安昌人，显得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朴实，安静，耐得住本分。或许这与他们祖上的师爷们，“节前冒雨而归、节后戴星以出、视家庭如传舍”，云游四海八方、笑看宦海沉浮、品味人生百态而倦鸟知返后的谆谆告诫有关吧，我想。
不象龙门与周庄曲曲折折的院落布置，古镇一如其它水乡那样被一条纵贯全镇的主河一分为二。城隍庙、石雕馆、穗糠钱庄、安昌民俗风情馆和中国银行旧址诸多景点，都明明白白地散落在河道两旁。不用多问，右侧的石板路尽头，即是绍兴人为之骄傲的“师爷馆”。
“绍兴师爷馆”依托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的师爷――娄心田的故居而建。抬脚迈进正厅的“斯干堂”，扑面而见的篆字对联“忠厚传家久，时书启后人”和巨幅中堂悬画《夜半课孙图》，几乎就是师爷心态的写照――他仍在期望儿孙们在做师爷的同时，不要忘记揣摩研读八股文，有朝一日参加科举，谋得一官半职，真正光宗耀祖。哎~~不能直接参政的师爷们呐，又有几个真正能放下心中的入仕之梦呢？窃以为：当今律师的参政状态，莫非在数百年前已被定型？
师爷馆内有一组“堂后听审”微缩彩塑作品，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它表现了清代官员衙门升堂审案时的情景：原被告跪在堂前，三班衙役持棒伺候。明镜高悬，正襟危坐，惊堂木一敲威风八面，喝令一声地动山摇，但且住，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坐在堂后的师爷；因为没有官方身份，只能坐在后面听审，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证供有问题，就差人递条子；偶遇大老爷意气用事，更要及时提醒。这彩塑简直是“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的绝佳写照，让人感觉做师爷彻头彻尾很“爽”，哪像如今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普遍遭遇“逆辩你的、我判我的”窘境！
其实，这堂后听审的师爷仅仅是众多师爷中的一类，称为刑名师爷。在当时，师爷按职能可以分为刑名、钱谷、书启、账房、征比、挂号等n多种，犹如眼下实务中的律师专业细分。清代已有着极其庞大复杂的法律体系，顺治到同治的200年间，成文法条文已膨胀到1800多条，各样判例更是累牍充栋，一般科举出身的官员又未经专门训练，只有求得精通此道的刑名师爷协助，方能高枕无忧。这样，刑名师爷就成了真正操纵生杀大权的关键人物。专门帮助官员办理财税事务、处理民事争讼的钱谷师爷，地位仅次于刑名师爷，因为财税也是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方面，朝廷甚至规定，账目亏空的官员不许离任，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什么时候才能走人，因此掌握财政命脉的钱谷师爷地位之重要，就不言而喻了。当然，除了必备的“刑钱”（当代的传统刑、民事业务）师爷外，如囊中宽裕又确有需要的话，其他各类师爷还是随时恭候各级衙门的延请。职责相当于当代秘书的书启师爷，要根据政务需要起草上呈下达的文稿。尽人皆知“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其妙笔就出自师爷之手。馆里陈列着一份清末师爷抄誊的账簿礼单，无声地再现着负责银钱出入、礼尚往来的账房师爷工作――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官场交际的风气，以及师爷在其间通达世事、周旋自若的能力――其流畅的笔锋、工整的抄誊，使得同行的助理们大呼回去要练毛笔字！而账房师爷工作的内容，也不禁令我遥想起那位建议清江知县吴棠巧送奠仪给那拉氏（慈禧）的不知名师爷，其令吴棠终其一生富贵的妙计，使得众多挖空心思的交际手段黯然失色。
这样想来、这样看来，顿觉做一个“毕其功于一身”而“立行”的当代律师，愈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当然要看学习者本人的才能如何，并非人人都可出师。 难怪“江南第一名幕”清人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专列有“勿轻令人习幕”一条，他说“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察其才识，如不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
除了介绍包括徐文长在内的“十大师爷”们“立行”掌故外，馆内还陈列了师爷“立言”的大量工具书及手稿精要。说到“立言”，更不得不提瓜沥人氏汪辉祖 (1730一1807)。这位令我敬仰的前辈，20岁即开始习幕生涯，好学不惚、精明干炼，博览群书，尤对法家学说钻研甚深。晚年的汪辉祖悉心著述，尤以《学治臆谈》、《佐治药言》、《病塌梦痕录》行世甚广，颇为流传。正是这些心得式的著述，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倘佯在师爷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看来，必要的办案之余的“掩卷沉思”，进而著述立说还是必要的。
迈出三进院落的师爷馆，踱进安昌“形象大使”宝麟家的著名酒馆，小酌加饭、酒酣耳热之际，我们不禁对“绍兴师爷”兴盛的缘由探讨、争论一番。作为师爷中第一品牌，其“原产地”绍兴乡党的乡情意识强烈，成立门户、相互提携，为清初朝廷最耀眼的一群书吏，以至于雍正帝刻意抑制，特下诏“六部经承(书吏的正式名称)不许专用绍兴人”，着意打击绍兴人的势力。既不能由吏选官，又无法在朝廷各部站稳脚跟，最后只得从“作吏”转为“作幕”。相形之下，作幕身份更为自由（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之始）。皇帝佬儿的封杀，反而使“绍兴师爷”的金字招牌更为响亮、连绵不断，延续至今而不绝。同来参观的助理中，就有一位绍兴乡党。想必，她的印象较我等更为深刻。
律师的成长历程，正是我们此行的主题。名幕汪辉祖入幕时是做书启，后来“见入幕诸君岁修之丰者最刑名”，于是就在公事之余，虚心向刑名师爷请教。好在他的东家常州知府胡文伯奖掖后学，见汪辉祖想学刑名，非但不斥之为“不务正业”，反而给他创造机会，遇有案件就让他参加讨论。胡文伯的刑名师爷是诸暨人骆炳文，也能推心置腹地指导汪辉祖。正如《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所说那样，“习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汪辉祖在胡幕六年，一直见习刑名。六年后才出而应聘为专门的刑名师爷。看来，年轻律师的研习之路确是很漫长的。
“无巧不成书”，截至参观之日，我律师从业的时间正好恰为6周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以此行为始！他们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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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从宁波到绍兴应该在半小时内能解决,一直开啊开啊从宁波那阵太阳火辣辣的晴天到多云再到后来的阴天,收音机里最初哇啦
